文|星海
编辑|星海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1950年6月20日晚，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，国徽方案即将迎来最终评审。
可设计团队的两位核心人物——梁思成和林徽因，此刻一个卧床不起，一个咳血未止。送审的人，是一位年轻秘书。
两支设计团队的"命题作文"
评审现场，怀仁堂会议室的墙上，左右各挂着一幅方案。 左边是清华大学营建系的作品，右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作品。
评审委员们来回走动，指指点点，低声议论。没有人知道，这两幅图的背后，是长达大半年的反复拉锯。
故事要从1949年说起。
新中国刚刚成立，百废待兴。国旗定了，国歌定了，唯独国徽迟迟没有着落。 1949年7月，新政协筹委会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启事，面向全国征集国徽设计方案。应征稿件陆续寄来，数量不算少，可翻来翻去，没有一份让评审组满意的。
各讨论小组意见不统一，争论了好几轮也没个结果。这事急不得，但也拖不得。 一个新生的国家，总不能一直没有自己的国徽。
怎么办？总理做了一个决定：扩大范围，找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。
于是，两支设计小组正式组建——
一支在城外，由清华大学营建系组成，领头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。 团队成员包括莫宗江等一批建筑学教授。这帮人天天跟古建筑打交道，画图纸是看家本领。
另一支在城里，由中央美术学院的张仃担任组长，钟灵、周令钊等画家参与。这帮人搞的是纯艺术，色彩、构图信手拈来。
一边是建筑师，一边是美术家，两拨人马各显神通。
清华这边的思路，走的是"文化牌"。林徽因翻遍了古代典籍，从汉代铜镜的纹样中找到灵感。 方案以一块大孔玉璧为主体，中间放一颗红色五角星，四周环绕齿轮和嘉禾，红色绶带穿璧而过。颜色只用金、玉、红三色，整体风格追求的是"庄严典雅而不浮夸艳俗"。
玉璧是什么？中国古代礼器，温润内敛，象征和平与统一。这个设计一看就是学建筑的人做出来的——讲究，含蓄，有文化底蕴。
中央美院那边的思路完全不同，走的是"直给"路线。张仃团队把天安门城楼画在了正中央，周围配上五角星、齿轮和麦穗。画面色彩鲜艳，一眼看上去就知道——这是新中国的标志。
两份方案摆上桌，争论立刻开始了。
清华这边看美院的方案，觉得像商标广告，不够庄重。美院那边看清华的方案，觉得太抽象，老百姓一眼看过去未必能理解玉璧代表什么意思。
谁也不服谁。这场拉锯，一直持续到了1950年。
审美与符号如何平衡
两个方案各有千秋，这一点谁都承认。可国徽不是艺术展上的参赛作品，好看只是其中一个维度。
评审委员会给出了一个关键意见：清华的玉璧方案，"政权特征"体现不足。
什么意思？说白了，国徽是一个国家的标识，挂在政府大楼上、印在外交文件上，全世界的人一看就要知道——这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玉璧这个符号虽然深植于中华文化之中，可要让普通老百姓迅速读懂，难度不小。 更不要说拿到国际场合上去，外国人看了恐怕更是一头雾水。
反观天安门，1949年开国大典就在这里举行，全中国人民都知道这个地方意味着什么。用它来代表新中国，辨识度极高，政权象征性极强。
不过，天安门的使用在当时也引发了争议。梁思成本人一开始是反对的。 在建筑学家眼中，天安门是一座明清时期的皇家建筑，容易让人联想到封建旧制度。把一座皇城的大门放进新中国的国徽里，合适吗？
这个问题，被提到了更高层面来讨论。
结论很明确：天安门不应被视为封建统治的象征，而应被赋予全新的革命意义和民主内涵。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从这里起步，1949年的开国大典在这里举行。天安门早已不是皇帝家的大门，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历史丰碑。
这个定性一出来，方向就清楚了。
总理随后做了进一步指示：国徽以天安门为主体内容，由清华营建系负责完成图案化设计。 同时提出了几条具体意见——国徽中不应只有麦穗，还要加入稻穗，兼顾南方的农业特点。整体风格要"明朗、挺拔、向上"。
这等于什么？等于把中央美院的核心创意和清华团队的艺术能力合二为一。
国徽设计从来不是一场比赛，不存在"落选"和"胜出"。中央美院提供了天安门这个关键元素，清华团队用建筑学的专业能力将它从一幅风景画转化为一枚徽章。 两个方案不是对手关系，是接力关系。
更重要的是，玉璧方案中蕴含的审美精神——图案化处理、金红配色、庄重典雅的风格——全部融进了最终定稿之中。 那些翻过的古籍、研究过的汉镜纹样，没有一份工作是白做的。
从"竞争"到"协作"的家国情怀
接到新任务的那一刻，林徽因没有任何犹豫。
放下自己心爱的玉璧构想，全部精力转向了一个全新的命题：怎么把天安门变成一枚国徽？
这件事说起来一句话，做起来难度极大。天安门是一座真实的建筑，有台基、有城楼、有门洞、有琉璃瓦。 如果照搬实景，放到国徽里就变成了一幅风景画，跟徽章的要求相去甚远。
林徽因提出了一个关键思路：天安门要采用正立面图，进行程式化、图案化处理。 什么是程式化？就是保留天安门最核心的特征——五个门洞、重檐庑殿顶、城台基座——去掉一切多余的细节，让它变成一个可以被"一眼读取"的符号。
不仅如此，林徽因还建议把天安门前的两个华表向左右拉开距离。 这个调整看似微小，效果却立竿见影——整个构图一下子变得开阔、稳定、大气。
色彩方面，团队最终拍板：只用金色和红色。 放弃此前的多色方案，回归中国传统配色中最经典的组合。金色浮雕的天安门浮现在红色背景上，庄严、富丽，带着鲜明的民族气韵。
这些决定，全是在病床边做出来的。
1950年上半年，林徽因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。 可这位女建筑学家根本闲不住。靠着枕头，在床上的小几上一张一张地画草图。画累了就躺下喘几口气，缓过来接着画。
梁思成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两口子一个在病床上画，一个在床边讨论，讨论到深夜是家常便饭。
女儿梁再冰从南方回来，推开家门吓了一跳——满地都是各国国徽的参考资料、讨论过的草图、修改过的废稿，脚都没地方放。 整个家被改造成了一个"国徽作坊"。
就这样一稿一稿地磨，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。 齿轮的线条粗细、稻穗的弧度角度、五角星与天安门的比例关系……每一处都反复推敲了几十遍。
根据总理的意见，团队又对麦稻穗的造型做了专门调整，让穗形更加挺拔饱满，呈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。
三个多月的日夜奋战之后，定稿终于完成了。
可就在1950年6月20日送审那天，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病倒，谁也去不了中南海。 送审的重任落在了秘书朱畅中肩上。
朱畅中带着图稿和设计说明书赶到怀仁堂。 会议室里，清华方案挂在左边，中央美院方案挂在右边。评审委员们仔细端详、反复比较。
总理亲自主持审议。一番讨论之后，清华大学的方案被选中。
三天后，1950年6月23日，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。 林徽因被特邀出席。大红宫灯悬挂在主席台上方，会场气氛庄严肃穆。
在主席的提议下，全体代表起立，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。
掌声回荡在怀仁堂的穹顶之下。这枚国徽，凝聚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才华，而是一个集体的心血和一个时代的智慧。
梁思成后来说过一段话，被很多清华人反复引用： "我所引为最光荣的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清华大学营建系教师们的集体创作，而我是其中的一个。"
没有个人英雄主义，只有把"小我"融入"大国"的自觉。 这才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让人敬佩的地方。
玉璧方案没有消失。 那些查阅过的古籍、临摹过的汉镜、研究过的传统纹样，都化作了定稿国徽中那份独特的东方气质。金色与红色的搭配，图案化的处理手法，庄重典雅的整体风格——每一处都能看到玉璧方案的影子。
而林徽因此后又投入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。 碑座上的牡丹、荷花、菊花花环浮雕，正是出自这位女建筑学家之手。画了数百张草图，每一朵花、每一片叶，都描画过几十遍上百遍。
一枚国徽，一座纪念碑，两件作品扛起了新中国建筑设计的开篇。
翻开这段历史，看到的不是谁"赢"了谁"输"了，而是一群人在病痛中、在争论中、在反复修改中，把个人的才华和理想倾注进了国家的标识。
这，才是国徽背后最值得铭记的故事。
参考来源
《共和国之徽是这样诞生的》——北京日报，2025年3月
《军事专家解读：国旗国徽诞生的故事》——人民网·军事频道，2015年10月
《玉璧与天安门——关于国徽设计的回顾》——中国国史网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），2010年9月
《林徽因在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中对民族形式的探索与追求》——清华校友总会，2015年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背后》——清华大学校史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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